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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应当通知辩护条件的，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竞争权从未在实然层面获得任何立法肯定，竞争秩序作为整体利益无法分割为专属客体，竞争权利思维与作为其基础的竞争法的不自洽，容易导致竞争法简化为竞争者之法，将竞争利益生硬切割，不仅无法关照潜在竞争者及其利益，忽视消费者利益，而且还会引致竞争法学的历史倒退。以反对限制竞争、阻止竞争为目的竞争法保护作为经济活力之源的竞争自由，而不是钤束、毁灭竞争自由。

虽然反垄断存在的基础是对限制竞争的干预，但是反垄断的目的也是维护自由竞争，这就要求政府与市场之间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关系。合作与竞争是同一矛盾体中的两个不同的侧面。我国学术界对于反垄断法制度保护的模式与权利归属保护模式的差异性有所觉察，认为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另辟蹊径，不同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正面保护，而是通过反向制裁达到保护的目的，以法律救济为主要措施的特点。演进的理性，就是认识社会制度演进的客观规律。当然，建构理性并非就是谬误，但不能脱离演进的理性，两者必须紧密结合。

……受该司法解释文件的影响，在吉德仁等诉盐城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案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在司法文书中也使用了公平竞争权一词。事实上，这不是自由保护或福利导向的非此即彼，而是自由保护是否其自身具有重要价值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编：《中国法学四十年(1978-2018)》，第58页。

争论中有些观点甚至被提升到了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33)参见徐显明、齐延平：《走出幼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理学的新进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11)参见刘雪斌、李拥军、丰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法理学：1978-2008》，《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5期。权利本位的理论还催生了中国权利学派，这是中国法理学40年发展中唯一可按立场、观点、方法划分而形成的理论学派。

(51)参见吴邦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求是》2011年第3期。(28)参见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李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1页。

⑥法理学开始突破一个个学术禁区，形成了争鸣不断、观点纷呈的局面。(54)参见徐显明、张文显、李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如何走?——三位法学家的对话》，《求是》2015年第5期。法治的过程就是实现法的价值的过程。王志华：《苏联法学家的命运(二)——维辛斯基非同寻常的一生》，《清华法治论衡》2009年第12辑。

法的概念和本质、权利和义务、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律文化、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法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方法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制建设得与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等法学的基本范畴和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都进入法理学的视野。三是以实现法制向法治的过渡为研究重点。郭道晖：《论法的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20)上述认识成为中国法理学乃至整个中国法学界思想解放里程碑式的成果。

法治理念的社会化并根据这种理念形成稳定的生活方式，就是法治文化。倘若能够像20世纪40年代艾思奇《大众哲学》的普及一样，(62)形成大众法理学，中国社会便可进入法理社会。

对德法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历史上不同的法学流派。理论的深入有赖于方法的更新，手段影响着理论的形成。

(46)参见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只有当学理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时，它才能指导实践。法律与道德关系的理论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持。其三，法制是法律现象的一般形态，在任何历史类型的社会中都存在，而法治则是法律史上的高级形态，它只在民主与商品经济出现之后才出现。(42)参见郑成良：《论法治理念与法律思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进步，离不开法治实践的启迪。

⑩参见朱景文：《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96-600页。(49)参见张恒山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第230-269页。

就量的对应关系而言，也是等量齐观的，有多少权利就应有多少义务，有多少义务就应有多少权利，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14)参见舒扬主编：《中国法学30年》，第141-142、296页。

为什么法学是权利之学而不是义务之学?这是一直困扰中国法学界的哲学问题。在理论方向的大是大非面前，法理学始终是清醒的。

有继承性，人类法治文明才能不断繁衍和光大。(24)参见张友渔：《一个必须认真研究、探索的问题——关于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下)》，《中国法学》1987年第2、3期。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尊重和保障人权应成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二是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突破意义的人权理论研究成果。

(六)从以立法为中心到以司法为中心 1978年，包括标志文革结束的七八宪法在内，全国生效的法律仅有八部，社会生活的基本面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状态。法治理念的飞跃，推动了中国法治文化的进步。

(18)参见张恒山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72页。其四，法制在处理法与权力的关系时，常沦为权力的工具，而法治正相反，它特有的功能是制约权力，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民主与法制互为表里，民主离不开法制保障，法制以民主为基础，处理民主与法制关系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一时期，中国法理学的鲜明特点表现在：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沈国明：《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构造》，《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90年代开始随着法律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受到重视，民间法的研究开始兴起。对法的本质的再认识，推动了法学界思想大解放。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界个别学者对社会法有所涉猎，但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习惯的研究上。

把法的内部关系、法和外部诸事物间的关系科学地表达出来并发现其规律，是中国法理学迈向法哲学的必由之路。司法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二是突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条主线。(26)参见卓泽渊：《论法的价值》，《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

改革开放后，法学界开始反思法律移植的理论弊端和实践错误，陆续创造性地提出了法制改革论文明互鉴论法律文化论法治模式论中华法系再造与复兴等新论断，逐步为法律本土化回归创造思想基础。季卫东：《法律解释的真谛(上、下)——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条道路》，《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